敬呈重庆必扬律师事务所律师高一飞阁下：
邓玉娇案一起，阁下一月内连撰雄文三篇，舆论哗然。网络“哄客”暴起，一时间飞禽走兽之属，皆无辜受阁下株连。阁下雄文直斥我等，于情于理，我辈自当作一回应；迟迟未复，一则事务繁忙，不愿徒掷精力，节外生枝；二则夏霖顾念校友之谊，不愿在阁下人人喊打之际落井下石。然来而不往，毕竟有失礼数；眼下邓案既结，结果尚可接受；研讨阁下学案，想来时日正好。投桃报李，不耻下问，以此复函，就于阁下。
阁下于《邓玉娇案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》一文中，首指我二人缺乏律师职业素养。在下年轻识浅，于刑辩一道，不过一初出茅庐小学生而已。吾师夏霖，执业经验不多，不过短短十八年；刑事案件经验太少，不过区区百余件。小子无知，愿求教于阁下，若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经典案例，可否示范一二，以供不才及各位同行瞻仰？
阁下直指我等“缺乏基本的证据学常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。……稍有常识就知道，内衣内裤根本就不可能留下什么‘指纹’，至于暗示还有指纹以外的‘其他物证’，制造已经强奸、留下体液的谣言，不顾已经查明的案件情况，意在混淆是非，扰乱视线，缺乏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的精神。”
在下尝闻1996年美国JonBenet Ramsey被害一案，案发十年之后，法医从被害人的内裤上提取了真凶的表皮细胞Touch DNA，为嫌犯洗冤。本案名动一时，曾被时代杂志列为全美十大悬案之一，据说阁下曾留洋数月，归国之后言必称美利坚。只是不知大洋彼岸，可有阁下这般“常识”？不知美国法学界，可有阁下这般无知者无畏？
阁下又指我等缺乏证鉴程序常识：“鉴定人员必须以他人书面申请为前提才能进行鉴定，现在律师居然希望他们主动来进行鉴定，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程序。”
而夏霖的原句分明是“……请他们赶快回复：事发11天以后，残留在乳罩、内裤上的指纹或其他物证还能否找到、监测提取”，当日所求者，无非一个专业判断；当晚连走公检两家汇报情况，请求上级机关进行监督，对关键证据进行紧急封存。侦查阶段律师本无权取证，更何谈“希望鉴定人员主动来进行鉴定”？又不知阁下如何从“其他物证”联想到了“已经强奸、留下体液”？此番言论，是否已经涉嫌诽谤？
至于“不顾已经查明的案件情况”之说，更令鲁钝如在下者不知所措。在下本以为向当事人了解案情，是《刑诉法》及《律师法》赋予律师之固有权责；却原来律师办案，要以侦查机关查明的案情情况为基础！阁下不愧为一代名师，一言点醒吾等法治梦中人！
阁下又放高论曰：“因为如果她有精神病，则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。……律师了解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，律师应当保持沉默。”
阁下贵为刑诉教授，资深刑辩大律师，当知《精神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》二十一条之分量：“被鉴定人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，在诉讼过程中，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，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，为无诉讼能力。”
其时可证明邓玉娇遭遇强奸未遂的重要物证，未经提取、业已灭失。法庭之上，将仅存一言辞孤证。而以“无诉讼能力”五字，实体上可削弱直至抹煞其供述信度、程序上可越俎直至褫夺其诉讼权利；且刑法上防卫之抗辩，亦须以防卫人对非法侵害具备认知能力为前提。阁下“精神病有利于当事人”之高论，是否大智若愚的太过了些？
阁下以为，冒充精神病人，即可一病永逸。而刑法十八条第三款强制医疗之规定，阁下知其然否？不妨一读三月十八日《南方周末》所载邹宜均案。广州女子邹宜均被绑架到精神病院强制收治，备受摧残凌辱。所幸朋友黄雪涛律师为她尽力奔走，几经波折，三个月后终于脱离苦海。然邹宜均已经身心受创，最终出家为尼，法号果实。在下抵鄂次日，果实师父及黄雪涛律师即辗转来电，直陈精神病院种种情状，千叮万嘱，务必为当事人利益谨慎权衡。言犹在耳，敢不甦惕？会见邓玉娇之时，其陈述在院期间遭遇虐待情况，惨不忍闻。邓玉娇精神状况，众多媒体相询，如不据实以告，岂非缺德之至？
阁下称“律师并不是普通人，他们被认为是‘法庭官员’。”又因为“我国律师法缺乏对律师言论限制的规则”，翻出美国同行的执业规范，试图从中找出对我等“应当由律师协会依照会员处分办法给予处分”的依据。可惜的是，北京司法局及律协领导对我等的关怀赞许，未能遂阁下之愿。
秋风先生已经提醒阁下，我等不是在美国办案，而是在中国办案。话虽如此，美国同行的职业精神与职业地位，我等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；美国同行的办案规范，我等亦愿参详对照，反躬自省。
依阁下所引用之ABA规范，“律师可以申明的内容包括：……(5)为得到证据和证据所必须的信息寻求帮助；(6)当有理由相信对某个人或公众利益造成重大伤害的可能性存在时，关于相关人员行为危险性的警告；以及被告的身份、位处、职业和家庭情况；如果被告尚未被捕，必要的协助逮捕此人的信息；逮捕的事实、时间和地点；调查和逮捕人员或机构的身份以及调查时间的长短。另外，律师对于必要的平息最新不利宣传的信息时，也即对于已经出现的不利于被告的言论进行回应时，可以发表相应的有针对性的声明。”
鉴于关键证据未经提取，我等向证鉴专家公开咨询，为证据所必须的信息寻求帮助；鉴于关键证物存在灭失可能并将对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伤害，我等向公检机关及媒体进行了关于相关人员行为危险性的警告；鉴于嫌犯黄德智仍逍遥法外，我等向公安机关提交控告，提供了必要的协助逮捕此人的信息；鉴于警方两份通报皆回避第一现场水疗房的发案经过，并已造成不利于邓玉娇的言论（例如阁下高论），我等发表了相应的针对性声明。请阁下再次对照美国同行的执业规范明示我等，到底触犯了哪一条？
拜阁下指点，我等今日方知原来身负“法庭官员”的身份，实在不胜惶恐。如此之崇高身份，我等不敢奢求；所望者，惟律师侦讯在场权、保密会见权、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、信息申明权、职务言论豁免权。按联合国《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》，这些可以有；按吾国《刑事诉讼法》，这些真没有。
刑诉法向有“活宪法”之称，律师权利与嫌疑人人权保障有莫大关联。回想会见当日，若有权谢绝侦查机关派员在场、有权自行调查取证，恐怕事态将不同于今日，也不会有阁下“为了自己出名”的诛心之论！
再回头看阁下在案件实体因素中的大打文字游戏：“在洗浴场所，整体上是公众场所，如果要强奸或者强迫卖淫，被强制者都可以反抗、呼喊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。”、“即使强制者人多力大，使反抗、呼喊没有任何意义，也会受到报警，不符合犯罪后希望不被发现的心理特征。”
按照阁下的“常识常理常情”，所在勾栏妓院之中，尽多善男信女、从无逼良为娼；在场老鸨龟奴之辈，皆愿见义勇为、不惮驱逐嫖客；而酒壮色心的两位嫖客，定会如“冷静、理性”的阁下一般，以退为进，谋定后动。阁下年过不惑，身经百战，何苦作此很傻很天真之状？
再看阁下对邓贵大犯罪心理的高论：“邓贵大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损害，对邓玉娇进行拉扯推搡、言词侮辱，目的都是想挽回自己被邓玉娇拒绝时被损害的面子……拉扯推搡的目的已经不是把邓玉娇拉回去搞异性洗浴了。”阁下与邓贵大心心相印，相知至此，邓贵大若泉下有知，定会感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纵做鬼，也幸福。
阁下以为 “国家没有任何否定评价，认为是正当防卫，是义举、是壮举，是见义勇为，那我们的国家岂不变成了水泊梁山？”原来阁下心目之中，早将邓玉娇当成了孙二娘？以在下拙见，水泊梁山的“哄客”们，无非是在呼吁法办那位不学无术，专事钻营媚上的高俅。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抚今追昔，诚哉斯言。
顺便一提，比阁下更大智若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教授，运笔如刀，著文称“洗浴场所的女工邓玉娇在工作期间，与当地官员发生肢体冲突，愤而刺死、刺伤官员……”被何三畏先生撰文质疑“肢体冲突”之后，乔教授致函南方周末，发出天真一问：“请问，‘拉扯推搡’和作者所描述的‘肢体冲突’，有何区别呢？”
乔教授好精彩的一问！在下尝闻坊间传言，有网友不忿，欲亲临武汉，对乔教授行那“拉扯推搡”之事。若乔教授果然遭此不测，拉到派出所笔录曰：“乔新生与网友发生肢体冲突”，并称“为了行文简洁，在描述案情的时候使用这种概括性的语言，当然不是别有用心，而是想说明当事人之间所处的状态。”想来乔教授是会欣然画押的。
刀笔一字，生杀两间。好一个“传播法研究会会长”，好一个“为了行文简洁”！西政中南，为我法学界两座巍巍高山，在下向来肃然仰止。可哀何时如此藏污纳垢，几不下于雄风宾馆？！
阁下声言“法治的执法和司法，要求亲历案件情况的人，在公民的监督和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，理性地作出结论。”此言深得我心；不过既然阁下亦认为理性结论需要亲历者为之，何以自命为案内之人，理性地作出结论，言之凿凿 “公安机关对邓玉娇案的定性（防卫过当）符合法理和情理”？不知阁下到底是在场目击的妓女之一，抑或巴东杨立勇局长率领的班子成员？事关阁下贞节，不得不发此一问，以表关切。不知阁下可否面向公众作一澄清，以正视听？
一年前，在下作拙文一篇，探讨“三个至上”；蒙贺卫方先生转载作按，并以阁下为例明确提出“丧失基本的学术纪律”的问题。贺卫方先生提问：“三个至上谁至上？”小子鲁钝，直到如今方才醒悟：党的事业、人民利益、宪法法律，皆是等而下之；惟高教授的高论至高无上。不知高教授此番高论，是否能得上头高看一眼，在职场高升一步？
阁下另有大作《学术领域的四种变态》一篇。按照阁下的总结，“在学术作品中，通过批评他人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，但是又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其动机、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对他人有名誉侵权”便属于第四种变态。阁下声称“学术批评应当充分发挥批评自由的武器，让这些自以为高明巧妙的学界伪君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”并在该文末指某位许姓教授“学术界的批评足以让他自省、反思 ，也可以让其他同志引以为戒了。”
此言大善，吾愿与阁下共勉。只是未知前些日子秋风、萧瀚、王建勋、贺卫方诸位学者对阁下学术道德的批评，阁下可曾清夜扪心，揽溺自照？又可曾“自省、反思、引以为戒”？
华一 夏楠
六月十八日于京东慈云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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